中医百年兴衰史

―――《中医劫》片断

经过中医药治疗，邓秋云慢慢恢复了健康。而与邓秋云同时染病的护士长叶欣，一直坚持用抗生素治疗，3月25日因公殉职。

从2月初到4月上旬的整个“非典”治疗期间，广东省中医院一共收治了112名“非典”患者。除早期4人死亡外，其余的108例患者全部康复。广东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51例病人没有一个死亡，创造了“非典”零死亡率的奇迹。邓铁涛、焦树德、路志正、任继学第一批全国著名的老中医都在“非典”治疗中献计献策，并总结了一套针对病人在各个阶段所采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

用了中医药以后，效果就出来了。当时一些主治医生和护士都感到很惊奇。中医药真的有效果，慢慢地就传开了。一些刚发病的病人，或者非常有抢救价值的一些病人，都会提出要进行中医药的治疗，原本计划是在港一个月，后来被要求延长到两个月，最后延长到5个月才结。

这个“仙方活命饮”是周旭用的，它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清热解毒，把它排走。中医讲“理，法，方，药”。药是在后面的，“理”是最我不要的，“方”就是治疗的方法，采用什么方剂，然后选用什么药物。只要那个“法”对了就能治好。

这些中医抗击“非典”的舆论导向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在香港逐步推行中成药的注册制度。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还通过一项法案，决定额外拨款3800多万港元，以订立香港的中药标准。这些消息使香港中医药界备受鼓舞。

香港第二间中医门诊及教研中心——仁济医院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诊所及临床教研中心，将于今年底开业。作为香港首间政府辖下以肿瘤为单位的中医门诊，该中心将由广东省中医院肿瘤，针炙等专家入驻。

在一直处于“西医雄霸天下”状态的香港，2003年年底才在仁济医院成立第一肎宜由政府开办的中医门诊。诊所的4位中医师和一位药师都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开诊近三年来，每月的求诊人数从几百人次增加到现在的三千多人次，而香港政府也打算3年内将建起18个中医诊所。对于中医，越来越多的港人从开始的质疑逐渐走向认同的接纳。

《大长今》里，主人公长今最初学习中医就是从背诵中医经络，熟悉药物性味开始的。她成为正式的宫廷中医后，便学习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随着对中国文化更深一层的了解，才开始正式接受中医的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的学习。这个学习中攻的过程几乎和普通的中国人完全一样，让很多中国人都产生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

《黄帝内经》一般简称为《内经》。《黄帝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展开的。问答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岐伯，岐伯是黄帝的臣子，原始社会时期最有声望的医学实践者之一。

岐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生。关于他的籍贯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岐伯家居岐山（今陕西省岐山）一带。清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

《黄帝内经》由《灵枢》和《素问》两大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分9卷，每卷有9篇文章，共有文章81篇。全书文章合为162篇。

《素问》所论述的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脏象气血、腧穴针道。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则治法、医德养生、运气学说等，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有关内容，突出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

《灵枢》经里面可能更加具象一点，研究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周仲贡《内经》集中奠定了中医医学理论的基础，它是以中国古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整体统一性、人与天气互称这些方面，找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强调阴阳的平衡。

在人类文明源头的另一端，古希腊的医学在继承古埃及和巴比伦医学后，成为欧洲医学的开端。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将“土气水火”的四元素理论引入到医学领域中。提出“四体液病理学说”。他认为人体的健康是与黑胆法、黄胆法、血液和黏液这四种体液有关。

他曾倡言“你的食物是你的医药，不适当的饮食引起疾病；适当的饮食可以治病”。这种医学理论与养生观念与《黄帝内经》的思想脉络，几乎完全一致。

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从动物解剖实验中获得医学知识的经验，将动物解剖中获得的知识应用到人体中。

盖伦的解剖实验遵循着西方哲学注重形式逻辑的规律，追求统一、单一、确定的思维及表述。他这种通过解剖实验以获取医学知识的精神被后世的西方医学保留了下来。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严谨、科学成了西医的唯一追求。

从盖伦医学到后来的现代医学，包括器官医学、细胞医学和现在的分子医学，其实都是一代一代来否定，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否定，就是还原论，它是一步一步深入到物质的细节当中去人的细节当中。大体上解剖学，器官解剖学，细胞解剖学，分子解剖学，就是一层一层北递进，像剥洋葱皮似的，这种思维进度没变。

中医就该说缺乏解剖术，没有解剖术。如果中医真的有解剖的话，也许中医今天的形象不是这样，这个中医和西医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是解剖问题，实证科学的基因在中医当中是比较缺乏的。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是一个回向理论，一直是隔物致之。怎么隔，围着它打转转，不去拿刀把它一块一块去解释。所以中国，它解剖学很粗糙，无法做一个真正意义的解剖。中国医学传统里面也有像华佗做的这种所谓脑手术，包括像关云长的刮骨疗毒。

中医说人的脏器藏在里面，人的身体健不健康，其实不用打开去看的，你看外表的气血就知道了。所以它像藏在柜子里面的一个宝贝。他通过舌相、眼神、脉搏来判断人的内部结构，我们把它叫做以外揣内的方法。而西医就不同了，是剖开视之的一个方法。

与华佗同时期的名医张仲景结合自己的个人临床试验，参考前代《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等医学古籍，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被称为“众方之祖”“千古医方之祖”。

何裕民：用我们一句经典的话来说，是张仲景把医学引入了技术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航向。那么盖伦呢，是注重解剖。把医学引入我们今天说的科学。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科学就讲究解剖，讲究实验。甚至于它考虑实验生理学，所以就是表现出一种源头上的分歧，我个人认为是从张仲景时期（公元2世纪）很典型地表现出这两大差异。

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长沙城内瘟疫流行。每个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正事，专给老百姓治病。时间一久就形成了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张仲景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这就是中医坐堂和坐堂医生的由来。

中医对病人的了解就是从这种近乎聊天的方式开始的。与复杂的西医诊断工具相比，中医的判断疾病的方式就如邻里之间的闲谈。

但在这问诊的背后，却要求每一位中医必须具备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和触类旁通的医学知识。《黄帝内经》就有“上穷天际、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说。而历代的名中医的知识结构都是以“文、医、史、哲四位一体”为特征的。汉朝的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明朝的张景岳深究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通晓天文、历法、数术、律吕。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学养，使得这些人达到了中医学的颠峰。

中医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医学比较贴近的那个部分。作为中医学的学生来讲，读一点四书五经，读一点二十四史，读一点唐诗宋词都是有益的。而不是说把哪一块硬是拎出来，从事中国医学的研究，应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是历史，就是“经史子集”这四个板块应该都要有所涉猎。后来一直有个说法，就是“秀才学医——农民转型”，就是整个中国这种医学，这种沿袭或者这种学习过程。都是要经历一个漫长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过程才能进入到中国医学领域来，不然的话不是一个好的医生。

公元前2世纪，中医已经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在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当时的朝鲜医学几乎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医学理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列为朝鲜的医学教材。

北宋时期，由于印刷术的迅速发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一大批中医著作传入朝鲜，并在朝鲜半岛刊刻与传播。这些医书的会传入，对朝鲜医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代表北宋中医最高水平的《太平圣惠方》，也成为朝鲜医学临床的最重要的指导性读物。朝鲜还参照北宁的模式，在本国设立了“惠民局”“典药局”等医疗机构。

传统医学在中国称为中医药学，韩国则称为韩医学。起源于“高丽医学”的韩医学是吸收中国医药学的精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如韩国著名医学家许浚编著的医书《东医宝鉴》，提出了“精、气、神”生理论和天赋体质论等，确立了高丽医学理论体系。该书参考了《素问》《灵枢》《伤寒论》《医学入门》等71种中国医书，又吸收高丽医书编纂而成。

中国医学便以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历时15年，于628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等而成。

公元15世纪未，田代三喜（1465～1537年）入明拜僧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

“废除中医”的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直到清朝末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面对外族的强势和自身的贫弱，包括中医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质疑，中医才开始受到来自西医的威胁。此时的中医被认为是落后而愚昧的东西，首先受到来自中国精英阶层的反对。

晚清著名国学大师俞樾先生是最早提出“废医论”的人，双方在“废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贯穿在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中，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开始撰写《本草纲目》。第二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的明朝官吏，以交纳10％关税的方式租住澳门半岛。西方的宗教也跟随商船抵达了这个东方国度。

传教士们多是一些教会医生，意大利的传教士，十分精通中国文化。将宗教带入的同时，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医学也跟着被介绍进来。利玛窦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把西医和西药带入中国的西方人。

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身居皇宫的康熙不幸患上疟疾。这种疾病在中国俗称“打摆子”。

传教士治疗疟疾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受到御医们的坚决反对。这些服用金鸡纳霜的人未出现任何异常，康熙才开始放心服用西药金鸡纳霜。服用两天后，康熙的疟疾痊愈，这次治愈的过程增强了康熙对西方医学的看法。

《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让中国人学习。由于皇帝的重视，西医在中国很快进入使用阶段。

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在乾隆的统治时期，清王朝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瓦特的蒸汽机在英国正引发着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

1800年起，由于鸦片在中国的大量输入，中英福空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

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传教士不敢公开身份，但是他们却可以进行活动。在传教过程中，郭雷枢把自己带来的简单药物，免费为贫民治病。通过给穷人和船员治病，他发现普通民众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可以实现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1835年，郭协枢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的方法来传播宗教的福音。他还向英美教会发出呼吁，请求教会继续派遣西医来华服务。所谓传播福音，就是这些传教士们把《圣经》印成小册子，就像传单一样，在给病人看病的过程中，如果能看好病，就把传单赠送这个病人，希望他们回家去读这些东西。

1834年，伯驾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和神学双二二，取得医生文凭。1835年，受美国教会派遣，伯驾搭乘美国商船“莫礼逊”号来到中国广州。

他租到一个当地商人的楼房，建立了一所眼科医局（后来人们称它为“博济医院”）。这个医院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

外科手术是一种见效非常快的方法。特别像白内障这种疾病，通过手术复明非常快。很快，博济医局就成为当时一所非常成功的西医院。

当时的西医在广州已经小有名气，朝廷官员请传教士医生看病已是公开的秘密。

此时的林则徐正好患有疝气，他就以“治疗疝气”的名义托人找到伯驾，一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一是问西医有没有戒断鸦片的特效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失败的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在“医学传教会”的宣传下，来华的传教医生不断增多。但此时的西医所面对的是一个早已自我完善的中医体系，自汉代张仲景就开始确立的中医，一直就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

1886年，博济医院南华医学院迎来了一位不满20岁的青年。1957年，为了纪念这位71年前的校友，博济医院改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位青年就是孙中山。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就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叫杜南山的老师。他告诉孙中山，范仲淹有一句话：“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句话对日后的孙中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医术精湛，善治各种疑难病症，尤其擅长外科。他为一胆结石病人做手术，成功地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左右的结石。

此时的中国已经沦入到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

1894年6月，孙中山写了一份《上李鸿章书》。书里倾诉了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心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救国主张，提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富强中国的计划。

1878年，洋务派领袖人特李鸿章的妻子突发疾病，服用很多中药却难见其效。李鸿章找到了当时英国在天津的传教士马根济。马根济采用手摇电机诊治法挽回了李鸿章妻子的性命。

妻子的病愈，让李鸿章对西医的兴趣大增。他决定在天津筹建一个西医医院。

1880年，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天津的清廷官员和商人，捐赠了一万多两白银，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北洋医学堂（现河北医科大学）。马根济任医院首任院长。北洋西医学堂的开办，属于清朝洋务派运动的一部分。

广州医生朱沛文将中西医比较的结果一一列出。譬如经络问题，中医临床证明有，但西医却找不到。朱沛文就指出：“夫诸经络运行人身，全凭生气鼓舞，若呼吸一绝则经络灭然，杳元所睹。苟非服膺岐黄，见道真切者，曷足与谈古义耶！”他说道：“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华医未悉脏腑之形状，而但测脏腑之营运，故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洋医但据剖验脏腑之形状，未尽达生人脏腑之运用，故逐物太过，而或流于固。”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及肥传统主义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泛滥的社会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条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使部分中国人产生效仿日本的动机，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医学生的涌现，既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

中国大地连年不断的空难也让人们对西医有了新的认识。此时抗生素在中国的广泛运用，解决了很多传染性疾病。比如像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等。西医在中国民众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一天后慈禧太后也随之西去。在中车延续千年，专伺皇家的太医院此时遭到废弛，三年后，清政府在四面风雨中灭亡。确立中医官方地位的时代也结束了。

北洋时期，政府大力推选西洋医学。

1913年10月，19个省市医学团体推举产生了“医药救亡请愿团”，并拟定了《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揭开了近代中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力请将中医纳入到医学范围里，这也是民众第一次听到来自中医的抗争。

政府还是拒绝将中医纳入医学体系。

但这次抗争却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中药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筹建，社会各界也给予中医办学以大力支持，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1917年，刚从日本回来的西医余云岫和著名中医恽铁樵展开了关于中、西医的论辩。这种中西医直接面对面地认证终于开始了。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中，广泛就封建和民主、传统和现代进行讨论。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19年5月4日，“五四”学生运动很快引发到全国。“五四”之后，“科学”在中国受到最高礼遇。中医成就了科学持续批判的对象。

梁启超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是个善于学习和改变的人，留学欧洲和日本的经历使他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在医学问题上，他就坚决站在了西医的一边。1924年，梁启超出现了血尿征状，由于手术出现意外，竟错误地割掉了梁启超健康的左肾，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

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1月26日，孙中山转入协和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后，孙中山病情加重。但是孙中山不愿意服中药，按照协和医院的规定，如果服中药，孙中山就必须出院。随着病情恶化，孙中山也不忍拂逆朋友们的好意，决定采用中医治疗，但为时以晚。2月18日，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

鲁迅父亲是一名中医，年幼时的鲁讯对中医非常相信。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中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895年5月2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带领下，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

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开始“戊戌变法”。章太炎出身于世医之肎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

1925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但将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中医界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此后中、西医界的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势成水火。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西医将中西医之争看成“新旧之争”。当时，中医界的代表人物是上海中医陆渊雷，1928年，陆渊雷在中医刊物《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对西医进行猛烈抨击。他将主张废除中医者称为“奴隶派的西医”，将余云岫等人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腑的几个发奴隶派”。这篇文章文笔辛辣，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西医界对陆渊雷的谩骂也反唇相讥。

余云岫在向政府提出“废止中医”案。“废止中医”的提法终于从理论上升到实际操作。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了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一时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震动，中医界挥戈上阵，群起而攻，全部集中于余云岫和他的提案上。此时的争论不再围绕中、西医优劣展开，而是逐条批驳余云岫废止中医的理由，并将“中医存废”完全置于政治形态层面进行辩驳。

3月11日，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之上海中医界青年一代，决定奋起抗争。他们约请上海中医界老前辈牵头，领导这次抗争。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随后药商、药铺、出钱捐款，医药界联合抗争“废止中医”。远在香港的中华医药会也寄款赞助抗争。

3月11日，张赞臣联合8个医学团体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指责余云岫的提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

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大厦召开的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常，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带着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

1923年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的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冯玉祥、于右任、陈果夫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的举动非常反感。

3月24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蒋介石表示对此事十分清楚，他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请代表们放心。他小时候生病是看中医，现在生病有时候仍然是吃中药，他对中医是信任的。一席话，使代表们如同吃了定心丸。

晚上，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宴请代表团的成员，薛笃弼表示：只要他当一日卫生部长，就绝不同意思废除中医；他还希望聘请代表团的两位成员担任卫生部顾问，并表示要成立中医的研究机构“国医馆”。代表们报以热烈掌声，并于第二天离开南京。

几天后，国民政府下达公文，表示“《废除旧医提案》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发展，殊违先总理（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废止中医案”终于以暂不执行而告结束。

中医界的这次抗争，表面上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实际并没有摆脱中医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命运。当中医请愿团的代表返回上海一个月后，新的规定又来了：卫生部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西药，使用听诊器等西法也属于有伤国体。

教育部也颁发新规定：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础，改为“传习所”更名副其实。现有的中医，由卫生部实行登记，除了年满50岁而且行医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须接受补充教育，不准诊治传染病，禁止登报介绍中医及开设中医学校等等。

余云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医在50年内全部消亡。这个慢慢让中医消亡的提案很快通过了。

这个提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禁止建立中医学校则意味着断绝新中医的培养与传习。中医后断无人了，中医自然就会消亡。

这年12月，中医团体代表又一次聚集上海。这一次220多个团体的450多人到会，其中还加入了南洋和菲律宾等域外的中医请愿人数达到23人之多，要求中医加入卫生行政系统，改中医之名为国医以及编撰中医药教科书等等。

政府最终答应了撤销卫生部、教育部的布告，请愿团各回各地。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国医馆”专门用于研究中医。这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

1932年，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以行医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聘请北京等地著名医家前来任教。一直到1949年前“华北国医学校”停办，一共培养了六七百位优秀的中医人才。

恽铁樵认为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是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是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如果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国学说则名实不相符，如果废中国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中医不能以追求科学化的时髦，为求形似而忘掉中医的本源。否则中医就面临灭亡的危险。

1933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29名委员提议模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也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

在会议讨价中，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该限令歇业”。汪精卫的阻止遭到了全国医药界的强烈抗议。为了平息众怒，汪精卫以转移的手法，将《中医条例》交到立法院审查。

此后，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中医条例》未能实行。1935年7月，一直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恽铁樵因病逝世。同年11月，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肎宜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1936年1月22日，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终于正式颁布，虽然这个条例仍含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但毕竟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余云岫在会上先是提议废止中医。他草拟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呈报给中央政府，但是并未得到支持。

在西方文明大举涌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必然要被排挤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学习中医、继承中医在这样的环境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初，党和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高度重视，制定了面向工农兵的卫生方针，第一届卫生会议也做出了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随后又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基层卫生建设。

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占25％，城市占75％。当时中国15％的人口在城市，占85％的农村人口医疗状况并不乐观。

在50年代初期，农村有一些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这些卫生员由农村土生土长的稍具医药知识的草医、军队卫生工作的退伍军人和基层卫生组织培养的不脱产卫生员、接生员三部分组成。但即使是基层卫生组织培养的卫生员，他们往往也只有小学文化，经过一两个月短期的培训。卫生部后来颁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将他们组织起来培训。

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构想。并形成中央决策。卫生部门开始重视培养半农半医的乡村卫生员，这时的培训比50年代培训的时间更长，也更系统。

1965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毛译东认为医疗卫生部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重灾区”之一，是“资产阶级统治很久的一个阵地”，他要对医疗卫生部门进行改造。

当时以钱信忠为首的卫生部领导，十分重视毛主席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根据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的讲话，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随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几位副部长，纷纷带领医疗队下去，一方面为农民看病，一面培养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这种声势浩大的医疗队伍下农村的场面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大特色。

原来领取国家工资做专职医生的村乡卫生员成为半医半农的赤脚医生，平时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记工分，不再领取国家工资。

《人民日报》于9月14日在头版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市郊区实行教育改革和半农半医的经验。这个“赤脚医生”是当时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在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下，深居鄂西南大山的乐园公社和“赤脚医生”覃祥官的名字不胫而走。

“赤脚医生”的队伍日渐壮大，并担负起在全国普及各种医疗卫生事业的使命，他们一边实践，一边努力提高着自己的水平。到70年代后期，全国有赤脚医生470多万人，卫生员160多万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并出席了周总理、邓颖超举行的家宴。此时，“赤脚医生”也被江表、姚文元等人宣传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1976年，一部以“赤脚医生”为主的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去掉这一称谓上“极左”的痕迹，并使其专业化利于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乃将其名称改为“乡村医生”。

“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医药人员受到了极大的催残，机构被拆散，书籍被焚毁，把继承、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的工作诬蔑为“复古倒退”。

1、 全国原有21所中医学院，被取消合并仅剩11所，这些幸存者也残缺不全，几乎失去办学能力。

2、 中医队伍大量减员。建国初期全国有中医药人员50余万，到1979年仅有25万余人，其中具有中医师以上水平的仅占30％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名中医为数更少。中医学不仅后继乏人，更为严重的是后继航乏术。

3、 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中医机构几乎完全变成了“中西医结合”的机构，青壮年中医纷纷弃中学西。

198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肯定中国在农村问题上有两大突出的成绩，第一，就是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第二，是以低于发达国家170倍的人均医疗费用，解决了广大农村的医疗保健问题，使得人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当时的70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这个在当时普遍受到农民欢迎的医疗制度，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医疗覆盖率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到了5％左右。“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等着好，大病等着死”。农村缺医少药已经成为农民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002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发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与筹资》报告。调查显示：农村贫困户中，约41％是由于疾病导致了家庭贫困，其中东部地区50％左右是由于疾病陷入贫困，中西部地区约有39％的贫困户是由于疾病陷入贫困。

骆诗文：2005年国务院，卫生部，搞合作到江西井冈山开的会，吴仪副总理亲自到湖南做了报告，新的合作医疗，第十届人大政协开完以后，中央、国务院都很重视，提出新的合作医疗。国家拿20块钱，当地拿20块钱，老百姓拿10块钱，就50块钱。

现在的中医人数在2004年仍维持在1950年的27万～30万人之间，而西医人数则从1950年的2万人增长到了2004年的157万人。医疗卫生工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2005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哈尔滨医大二院500万元药费事件，使药费与医德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

2003年“非典”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什么？方舟子在他的博客里，断言中医在“非典”治疗中一无是处。2006年，中医命运多舛。方舟子、何祚麻、张功耀称中医为“伪科学”。2006年的中国甚至上演了一场废除中医的闹剧。外国人说：“诞生中医 国家，却要取消中医，这可是让人忧虑的事。”

广州中医在治疗“非典”时，邓铁涛就积累了不少中医治疗的病例。人们很奇怪，按照西医的理论，需要找到病因和病源才能治病，但中医在没有确立病因病源的基础上，怎么用中药去治疗这个如此剧烈传染的疾病呢？

邓铁涛（全国著名中医）：因为中医是宏观的，各种细菌、传染病的细菌、病毒我们中医没有那个光学的发明，就不像西医能够找到那个元凶，但是特有规律，它微生物是很多的，病毒也是很多，那我们不管它病毒是什么样，我们不管。病毒进入人体以后，我们人体和病毒做斗争，它就有反应了。我们就掌握这个。这个强盗进入我们身体以后，我们跟它做斗争，出现什么问题，然后用什么方法解决它。

也对以彭胜权教授为首的瘟病教研室进行了调研。他就跟我们讲，他治疗了72个人，其中71个都好了。有一个死的，那个人虽然由我们看，但也没有吃药，来不及（吃），他就死了。

西医里面，包括钟南山先生这个呼吸道研究所、中山医科大学的附属第八人民医院都走访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用中药。因为我们对现代医学里面发布那几个措施深感疑虑。一个大打激素，一个早打激素。我们知道这个打激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它对调动人的人体生命的免疫能力有一定作用。采取的措施呢，也未尝不可。在急救的情况下，我们也赞成，就是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你只好这样。那么对这个抗生素呢，那就另当别论。卫生部曾经有指导性的意见，就是五种抗生素可以用，但是现在看起来一点用处都没有。激素，不要说SARS用了大量激素，就是SARS以前的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统计有1/3都是由激素引起的。所以像我们治疗这个重症，北京9例这种大量激素治疗，就有股骨头坏死的。所以这个西医的方法往往是拆西墙、补东墙。这不是我诋毁它，它的确是这样，它药力你要注意后面副作用，往往副作用出来不得了，你像一个女孩，发烧嘛，发高烧！用了药是退了，热退耳朵聋，每年这样，制造了三四万聋哑病。

老中医吕炳奎在2003年曾致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挽救中医，刻不容缓。

锦涛同志：在“非典”肆虐之际，我心急如焚。五六十年代的几次流行性传染病，我都参与了。中医对解决这类瘟疫是脃有成竹的。如今，我虽已离休，但这么大的事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我排斥在防“非典”之外，5月8日召开的老中医会议，不让我参加；我的医疗小组也无法进入一线，这是令人极为愤怒的。

“非典”，就是中医学所指的温病，春季为春温，冬季为冬温。对中医学来说这不是新病。中医学对此在理论上是成熟的，方法上是可靠的，疗效上是极高的，治疗基本原则是清热解毒，以银翘散为基础方，扑灭它并不难。但是，卫生部一开始就封锁消息，加上本身又排斥中医，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中医在此次治疗“非典”中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中医界是有力无法使啊。

在这次防治“非典”中，将中医由来已久没有地位的状况凸现出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以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的路线，在抗“非典”的措施与宣传报道中已暴露无遗。早在1978年，我就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平等发展的战略，由于没有被采用和实施，现今，三支力量中最重要的中医，基本上已被消灭，反而却以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欺骗中央和舆论。中医没有了，中西医结合就没有意义了。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脊梁，脊梁断了，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独立性、民族性，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堪设想的。抢救中医，是现时对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大事，是不能再拖延的了。

我呼吁，中央应当机立断，给中医与西医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二者应该平起平坐；并选拔真正为中医献身的干部，破格提拔和超龄留用并举。专门制订有关中医的法规和法律。对中医，这个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中国文化的脊梁，绝不能在西医的统治下被消灭，这是每个中国人所不愿看到的。抢救中医，也是最得民心的大事，是忽视不得的。

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2年底以来，SARS疫情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蔓延。至2003年7月，全球病例总数为8422例，其中中国内地5327例，香港1755例，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中国台湾为12.5％，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医药界的呼吁下，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中医药得以介入SARS治疗过程，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某西医医院截至2003年5月份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最深，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在北京，中医介入后SARS病人死亡率只是介入前的20％。

西医治疗一个 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万～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当时解放初期，全国西医好像只有4万人，中医是30万人～50万人，这个数据说法不一。那么最理想的是把这批中医都加以进修，加以培养，然后让他们参加防疫工作，这是最快一个途径，所以当时一个方法让中医进修，都来学西医的传染病学，学它的细菌学各方面，然后去参加防疫治疗，所以这种方式形成中医进修的制度。

在进修培训中，中医们不仅要学习西医的课程，按照规定，他们还需要进行考试才能取得行医资格。但是考试的内容却主要是西医基础理论、解剖生理等等。中医的内容在考试中并没有体现。结果，很大一部分中医没有通过考试。没有通过考试，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医资格。

考完后北京90％以上的中医都不及格，也就基本上都被赶出了医学的厦门。90％的中医考试通不过，全国只有10％的医生能够通过考试，拿到行医执照，等于说中国一下子少90％的医生，那么这个社会医生少了，行医变得不合适了。当然社会会混乱的。

邓铁涛教授就该是1951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反映这个情况。因为政府导向让中医都学西医，他就说结果很多年老的中医情绪不稳定，觉得非常悲观，觉得政策是取消消灭中医的一个先兆，而年轻的中医纷纷想办法改行，他们往往七八个十几个中医在一起，联合起来请一个西医老师给上课，让自己尽快学习西医知识，尽快往西医转行，6月，一封反映中医现状的信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信中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严重忧虑，这封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专门派人到卫生部进行中医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亲自做了批示，卫生部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从旧社会带来的影响。毛泽东的指示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和王斌均被撤职。

贺诚·王斌的错误反映出了当时卫生部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医看法的延续。贺诚对中医的观点是中医“落后”“不科学”“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中医过时了，已经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他说：“一定的人，一定的技术跟人只适合于一定的时代……社会进步了，必然产生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一切。但是对于旧的一切还应承认它们的历史上的作用。”

1956年，吕炳奎从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的职位上调到了北京，担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医司司长。他被安排住在北京一所老四合院子里。

“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促成了中医遗产的发掘。但是也导致了西医对中医的发掘。因此中西医学的这次融合，效果并不理想。因为20世纪上半叶，包括六七十年代以前，西医基本上还是一个我们讲生物医学模式。但是后来它转变成生物、社会的心理这个综合模式。当时还是比较生物学、比较机械论的一种，在这个角度来看西医往往觉得中医不科学。

宣武医院做的高血压，但是最后为什么中西医不欢而散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服了中药以后，根据“辨证”的角度，各个患者都觉得很舒服，各个自诉症状都非常非常好，但是血压降得不多。但是从西医角度来说，人家一片最简单的西药一下子血压就降了很多，那么最后你用什么标准，用西药的标准，西医的标准，中医不如西医，所以中西医就分道扬镳，所以有很多失败的经验。辩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西南医学院，一昼夜中西医合流。怎么叫一昼夜中西医合流？就是他头天晚上，叫所有的大夫都学扎针，等第二天一开业、一开诊这个西医大夫都在那儿扎针，所以这一天就中西医合流了。

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吕炳奎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

“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吕炳奎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只有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23所中医学校实际保留下来21所.

徐向前元帅，在广州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同时还伴随有心脏病。广州军区很多著名的西医生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让徐帅退烧。邓铁涛当时作为一名中医参加了会诊，但没有能够参与到治疗当中。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徐向前元帅的夫人坚持说让邓铁涛来试一试。用了小柴胡汤吃下去以后，大概三四个钟头，那个热就下来了。后来又吃了几味中药，又停用了抗生素。邓老说我没什么要求，我希望您能关心一下中医，带封信给中央，他说“好”。

写信给当时的副主席徐帅，胡耀邦同志做了“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的批示。

西医有西医的发展规律，中医有中医的。都应该按照自身的发展去管理它，这才叫符合实际。中西医混在一起，中医相当长时间处于从属的地位，所谓从属于西医，那么作为完全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管理机构，不同的管理重点、要求、方法。

先立一个副部长一级的局，专门来管理中医的事业，这样才有一个机构去管它。人权、财权、特权，有一个机构保证它，所以就成立这样一个机构。

1986年12月20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个中医药管理局成立，无论如何在中医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台湾原国民党大佬陈立夫说：“中国医药之弘扬，全赖大陆。”

然而，由卫生部代管的中医药管理局，从成立开始就没有配套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1990年，国务院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又被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列为精简部门之一。当时邓铁涛与国内一些著名老中医在长白山开会。

邓铁涛亲笔起草并联名方药中、路志正、焦树德、何任、张琦、任继学、步玉如8位中医写信给朱镕基总理，反映中医药的情况。朱总理做了批示。八老上书，对现代中医药学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这是邓铁第二次上书。

一个月后得到了答复——中医药管理局将保留。但是这个中医药管理机构的中医、中药上所起到的作用，却很难让中医界的人真正地感觉满意。

但是最关键的是因为它（中医药管理机构）没有什么权力。因为中医药管理局是管理中医的，但是卫生部是西医管理总局。那么实际上它就明显是用基督教佛教的方法进行管理，因此很难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医药分开来管理，这是最近15年来最大的失败。

大量的珍贵药材资源遗失，很多宝贵的中医处方无人搜集整理。

中医自古以来都会制剂的，可是现在的制剂你如果不报药检局审查，药检局不批，你就没有办法制作。如果发现了，你就是制作假药，只要你不报批就是假药。而且还要把方子交给他，有的是秘方啊！没有一点专利保护。我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门诊部，一个医生自己配了药给人家吃。结果人家给他告了，说制售假药给他判了7年，制售假药，如果你法律不保护中医这样做，反而认为这是违法的，那中医没法做了，所以这样就必须改变对中医这种压制的法规。现在对待中医，对中药，最严苛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是中国。所谓FDA是什么，除了药物以外还有食品，我是把你作为食品来看待，很多具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常 常成为政府打击非法行医的对象。

一个困扰民间中医的核心话题就是——行医资格问题。

改革开放，赤脚医生资格取消，加上卫生部指定关于职业医师法的指令，使得民间中医处于一种消亡状态。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行医不合法了，而民间中医本身就是中攻伯补充，也可以说是中医的基础。我们中医中药主要来自于实践，来自于民间。现在我们对民间中医中药，不是采取总结经验，挖掘提高。而是全部是消亡的措施。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医往往喜欢闲云野鹤似的生活，游走民间看病救人，弘扬医学，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华佗、扁鹊在今天看来就是所谓的“游医”。

你说那个脾，我西医可以把这个脾切掉这个人还活着。你中医这个阴阳五行的辨证就是脏腑辨证。那么没有了脾你怎么辨证。

1998年，国内高校开始扩招，高校合并成风，已是八旬老人的邓铁涛看很多专门的中医学校被撤销或者直接被并入西医学校，长此以往，专门的中医学校势必不复存在，专门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之路势必断，这也就意味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后断无人。邓铁涛此时心急如焚，随即奋笔疾书，上书力陈这种高校合并的巨大危害，也使这种中医西医高校盲目合并之风得以遏制。

后来6个大学准备合并，已经合并两个。合并两个没有办法了，一个是石家庄河北中医学院，一个新疆中医学院，还有无数医院要合并。就是（上书）信起了作用了就暂停了。

2003年12月，吕炳奎去世，终年90岁。带徒这个遗愿他最终没有实现。但就是吕炳奎去世前不久，还给常中央写信，呼吁发展中医，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中华民族这份悠久的文化遗产。他给胡锦涛总书记也写了报告，他准备连续做下去。他2002年写了两份报告，一个给胡锦涛，一个给温家宝。

2003年，邓铁涛在香山科学会议第219次会议上谈到中医药后继无人时，曾感慨道：“我们是一代完人，完蛋的人。”

现在很多在外国行医都是假中医，学了没多少，就去做了，真正的中医现在还是欠缺。就是说高水平的中医，还是欠缺。整个我们的人数就只有27万，还不如解放以前，所以现在正是中央各个部门都重视了，卫生部也比以前不同了，所以中医的前途是光明的。

作为一个中医，眼看我们这个国肎宜的瑰宝要丢失了，作为一个公民，我又是个共产党，所以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的瑰宝丢失了，作为一个公民，我又是个共产党员，所以不能够让我们的国宝随便扔了，那我们是犯罪，要受到历史的批判，对不起我们的子孙，也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

方舟子《科学看待中药的毒副作用》一章，还特别用了近20页的篇幅做了一个《中药毒副作用备览》的附录，逐一介绍了我们常见的柴胡、板蓝根、黄连等60多种中药的毒副作用。

“如果把医学当成是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话，就不应该迷信古人。张仲景作为一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一种药物被使用了1000多年并不能证明其没有问题。”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说，现代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必要把古代医书当做必信的经典。

2006年6月，中南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张功耀在其博客上发表的一篇《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10月7日，张功耀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这使得张功耀一时名声大噪。

2006年10月，卫生部正式宣称，取消中医是对历史的无各，我们坚决反对。